序言
——鄭堆
封建農奴制度是認識西藏社會與歷史文化的一把鑰匙。1959年之前,西藏長期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這種高度等級化的前現代社會形態,由官家、貴族和上層僧侶三大領主組成的農奴主階級,把持了西藏社會的各類資源和公共權力,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實施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導致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滯后,農奴生計艱難,境遇凄慘。社會等級的嚴重固化不僅極大地制約了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活力,也使西藏絕大部分人的人權無法得到保障。1951年西藏的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5歲,現代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等事業無從談起,農牧區社會財富持續不斷地流向寺廟和貴族家庭,廣大勞動人民普遍陷于貧困的境地。
深入系統地研究、梳理西藏封建農奴制的歷史形成過程,客觀揭示該制度的落后性、反動性,深刻剖析其產生的內外部原因及其運作邏輯,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20世紀50—70年代,我國相關研究機構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政府的安排,在西藏開展了較為系統的社會歷史調查,并利用這些調查資料,推出了一批關于封建農奴制研究的重要成果。如出版了6本《藏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其中對舊西藏各類莊園的內部結構、生產關系、剝削制度等做了重點調查和論述。隨后出版了《西藏封建農奴制研究論文選》(1991年,吳從眾主編)、《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1996年,多杰才旦主編)等,這些學術成果為我們認識舊西藏的社會狀況提供了系統知識。但是,這些成果也存在不足之處,比如當時的田野訪談對象主要是翻身農奴階層,很少有對原農奴主的訪談,因此對莊園整體的運作方式,莊園主之間的政治、經濟聯系等闡釋不足;相關的研究主要依據田野訪談,很少利用地契、高利貸契約、買賣農奴的字據等文書資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成果的權威性。
近20年來,我國有關西藏封建農奴制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多,有突破性的學術成果更少。近年來我國藏學界投入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研究的力量也顯不足,舊西藏社會形態研究已成為西藏歷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隨著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親歷者不斷年老過世,西藏的普通百姓對封建農奴制也相當陌生,開展相關問題的田野調研已越來越難。盡管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在國際人權發展史上具有重大進步意義,但是國際“藏獨”勢力罔顧事實,極力美化舊西藏,試圖恢復和延續政教合一制度。在此背景下,繼續深入研究封建農奴制及其社會形態的演變過程,推出新的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對揭露批判封建農奴制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主義新西藏的合法性、進步性,駁斥海內外極個別別有用心者的歪理邪說以正視聽,加強對青年一代的教育,都是極為關鍵而緊迫的任務。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藏研中心)自1986年成立以來,致力于藏學學術研究,在藏族歷史、宗教、文化以及西藏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成果,許多成果已成為其所在領域標桿性、引領性成果,前面提到的關于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系列研究成果即屬此例。在完成這些成果的過程中,藏研中心團結了一大批國內外的專家學者,為我國的藏學研究事業共同努力。我與張江華先生最早認識,就是在他參加由藏研中心第一任總干事多杰才旦先生主持的《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課題的時候,后來又在相關學術會議上多次相遇和交流,對張先生的學識水平和他對學術孜孜以求的態度欽佩不已,對他在學術研究上的成果也多有關注。此次有幸拜讀張先生即將付梓出版的《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史》書稿,一方面為張先生的大作即將問世高興,同時有幾點讀后感,寫出來與讀者共勉,也算是完成張先生交代的任務。
張先生的《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史》一書基于他多年的研究積累,充分利用近年刊布的新史料,采用比較研究等方法,系統地梳理和研究了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的發展演變歷史,有諸多創新之處:
一是時間跨度大。西藏的封建農奴制社會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仍然在延續的特殊社會制度類型,過去對這一制度及其社會的研究多是從橫斷面上進行論述,重在描述內部結構和剝削本質,很少從制度演進的視角來進行分析。張先生的《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史》則獨辟蹊徑,對西藏封建農奴社會的萌芽、形成、發展和衰亡的演變過程進行了深入闡釋和解析,從7世紀西藏封建農奴社會的萌芽,一直寫到20世紀前期的西藏社會,時間歷史跨度達千年之久,使我們對封建農奴制度作為突破奴隸制的革命性成果到近現代成為約束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的歷史有了全面的認識。
二是研究視野廣。張先生對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歷史的研究,采用了對比研究方法,比如將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的發展與中原、西歐的相應社會發展階段進行了比較,豐富了讀者對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的認識。張先生曾多次進藏就各地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進行過廣泛的田野調查,并參與了多杰才旦先生主編的《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一書的寫作,熟悉有關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的藏漢文歷史文獻、檔案等,這些前期研究為他完成《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史》一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本書中他充分實現了各種文獻記載的相互印證、史料文獻與田野資料的相互印證,大大提升了觀點和結論的科學性、可信性。
三是研究視角新。張先生對元朝以來中央王朝對西藏的治理政策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制度及其特征,既是西藏自身發展的必然,也是中央王朝不斷塑造的結果,西藏社會的“獨特性”是置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統一性”之下的,這是過去學界很少關注的視角。他在充分發掘各類土地文書、歷史檔案等資料的基礎上,深入剖析了作為封建農奴制社會基礎的莊園經濟,詳細分析了土地的分配、莊園的形成、谿卡的管理、政府租稅以及各階層生存狀況,深刻揭示了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尖銳的階級壓迫和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性,從莊園經濟運行發現其內在的難以克服的矛盾,揭示了封建農奴制必然衰亡的歷史宿命。
總體看,張先生的《西藏封建農奴社會史》一書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是中國藏學界有關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研究的最新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相信該書的出版,一定會成為該領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著作。
202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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